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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太普法｜洗钱罪司法实务研究：立法演变、裁判规则与辩护实务

　　《常见罪名类型化——审判技能与实操指引》一书中阐明了型化审判作为司法实践的重要方法论，为律师破解类案难题提供了全新视角。与传统“非黑即白”的抽象概念划分不同，类型化思维以“核心特征+变量要素”的动态模式解构案件，既能锁定行为本质（如违法性、主观故意），又兼容个案差异（如手段、动机）。对律师而言，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案件坐标系（快速匹配法律规范）、预判裁判尺度（锚定类案量刑规律）及突破机械司法（精准论证罪名适配性）。这一思维模式要求律师在把握法律内核（如罪刑法定）的同时，保持对新型案件变种的敏锐度，通过“固定核心、弹性边界”的辩证思维，在类案迷局中开辟精准法律服务路径。掌握类型化审判方法，将成为律师提升专业竞争力的关键突破点。读罢此书，与诸君共享。　　01　　洗钱罪的立法嬗变　　1.立法沿革　　l 1990年：首次通过《关于禁毒的决定》，设立“掩饰、隐瞒毒赃犯罪”。　　l 1997年《刑法》：第191条（洗钱罪）、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第349条（窝藏毒赃罪）构成罪名体系。　　l 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将恐怖活动犯罪纳入上游犯罪，提高单位犯罪法定刑。　　l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破坏金融管理秩序、贪污贿赂、金融诈骗犯罪为上游犯罪，扩展行为方式。　　l 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重大修改：1、删除“明知”“协助”要件，确认“自洗钱”入罪；2、增加“支付”方式，修改“跨境转移资产”表述；3、罚金刑改为不限额，单位犯罪双罚制。　　l 2024年司法解释（法释[2024]10号）：细化主观认定、情节严重标准、兜底情形、竞合处理等。　　2.立法特点　　l上游犯罪逐步扩张：从毒品犯罪扩展至七类（恐怖活动、走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黑社会、毒品、贪污贿赂）。　　l行为方式动态调整：新增“支付结算”“虚拟资产交易”等新型手段。　　l国际化接轨：加入FATF、EAG，推动国内立法与全球反洗钱标准融合。　　02　　洗钱罪的构成要件　　1.客体（法益）　　l通说观点：双重法益——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主要）+司法活动秩序（次要）。　　l理论争议：　　单一法益说：仅金融管理秩序；　　双重法益说：通说，强调洗钱罪独立于上游犯罪的危害性。　　2.主体　　l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　　l自洗钱合法化：上游犯罪本犯（如贪腐者自行洗钱）可独立定罪。　　3.客观方面　　l行为对象：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直接或间接）。　　l行为方式（《刑法》第191条）：　　提供资金账户（含虚拟账户）；　　(1)财产转换（现金、票据、有价证券）；　　(2)支付结算转移资金（转账、承兑、贴现等）；　　(3)跨境转移资产（包括实物转移）；　　(4)其他方法（《洗钱解释》第5条列举7种，如典当、赌博、虚拟资产交易）。　　4.主观方面　　l直接故意：明知是七类犯罪所得，仍实施掩饰、隐瞒行为；　　l“他洗钱”主观认定：通过交易异常、职业背景等综合推定“知道或应当知道”。　　03　　审理洗钱罪的总体思路　　l上游犯罪的独立性：　　上游犯罪未裁判或改判其他罪名，不影响洗钱罪认定；　　仅需“有证据证明上游犯罪存在”。　　l主观要件简化：删除“明知”“协助”后，自洗钱无需证明主观，他洗钱仍需推定。　　l行为时间节点：上游犯罪所得产生后即可构成，但上游犯罪实行行为中的资金操作不单独评价。　　l证据审查重点：资金流向记录；行为人与上游犯罪人的关联性（通讯、交易频率）；账户异常性（如虚假身份开户、高频转账）。　　l国际合作：跨境洗钱需通过司法协助、引渡等途径追查。　　04　　洗钱罪的六大类型化裁判规则　　类型化一：主观认识要件的司法认定　　争议焦点：主观明知对象是否需具体到上游罪名？"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证明标准如何把握？　　裁判规则：　　(1)"他洗钱"需证明行为人概括性认知七类犯罪所得，不要求精准识别具体罪名（《洗钱解释》第2、3条）；　　(2)自洗钱无需单独证明主观明知，但需审查行为与上游犯罪的关联性；　　(3)推定规则：通过账户异常、交易频率、职业背景等间接证据综合认定（《刑事审判参考》第286号案例）。　　典型案例：　　万某能案（2022十大毒品案例）：毒贩使用他人微信收付款被认定洗钱，主观明知通过异常交易模式推定。　　刑辩要点：　　(1)质疑"概括认知"的边界，主张对上游犯罪类型存在重大误解；　　(2)针对推定规则，提出反证（如行业惯例、正常交易习惯）；　　(3)审查电子数据提取程序合法性，阻断异常交易证据链。　　类型化二：连续犯罪期间洗钱行为的独立性　　争议焦点：上游犯罪未终结时，阶段性洗钱是否独立成罪？　　裁判规则：　　(1)洗钱罪不依附于上游犯罪终局性，单次犯罪所得即可独立评价；　　(2)非法集资等持续犯罪中"边吸边洗"构成数罪（雷某、李某洗钱案）。　　典型案例：　　雷某、李某案（2020典型案例）：在P2P平台运营期间转移资金被单独追诉洗钱罪。　　刑辩要点：　　(1)主张资金流转属于犯罪必要环节，应认定为上游犯罪组成部分；　　(2)审查资金混同程度，质疑"切断来源"的实质效果；　　(3)对重复评价提出违宪性质疑（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类型化三：物理性转移赃物的定性分歧　　争议焦点：单纯藏匿、转移行为是否构成洗钱罪？　　裁判规则：　　(1)仅改变赃物空间状态不构成洗钱，需通过金融手段"漂白"（《刑事参考》第1103号）；　　(2)区分标准：是否破坏金融秩序vs妨害司法追赃。　　典型案例：　　姜某案（刑参1103号）：转移受贿现金至亲属住处定掩饰隐瞒罪，未认定洗钱。　　刑辩要点：　　(1)重点论证行为未介入金融系统（如现金保管、实物隐匿）；　　(2)对比洗钱罪五项法定行为模式，排除"其他方法"的扩张解释；　　(3)主张"双重法益"理论限制洗钱罪适用范围。　　类型化四：账户嵌套操作的罪责认定　　争议焦点：利用他人账户收取再转回是否属于"提供资金账户"？　　裁判规则：　　(1)资金混同即构成洗钱，不要求复杂金融操作（万某能案）；　　(2)自洗钱入罪后，本犯使用关联账户转移属独立犯罪。　　典型案例：　　陈某枝案（2021典型案例）：虚拟货币交易掩盖毒资被认定洗钱。　　刑辩要点：　　(1)质疑账户控制权归属（如被借用人不知情）；　　(2)主张资金流向可溯源性，未实质切断来源；　　(3)对"支付结算"作限缩解释，排除非金融机构账户。　　类型化五：赃款自用行为的入罪边界　　争议焦点：消费、投资赃款是否必然构成洗钱？　　裁判规则：　　(1)日常小额消费不构成，但大额投资、购置资产可认定（冯某才案）；　　(2)关键在"漂白"意图，需结合资金去向合理性综合判断。　　典型案例：　　冯某才案（2022典型案例）：毒资即收即转被认定洗钱，辩称还款未被采信。　　刑辩要点：　　(1)提供合法收入来源证据，阻断赃款与消费的因果关系；　　(2)主张"合理处分"抗辩，符合人性伦理期待；　　(3)对资金混同审计报告提出专业性质疑。　　类型化六：复杂洗钱模式的数额计算　　争议焦点：多次转换是否累计计算洗钱数额？　　裁判规则：　　(1)以首次入账金额为准，禁止重复计算（刑参1477号）；　　(2)混合收益时按比例折算，无法区分则全部认定。　　典型案例：　　刘某、杨某敏案（刑参1477号）：房产、车辆等多次转换仅计算初始金额。　　刑辩要点：　　(1)要求严格区分本金与收益，主张扣除合法经营部分；　　(2)对司法审计方法提出异议，推动重新鉴定；　　(3)运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限缩数额。　　05　　法律法规与典型案例索引　　l《刑法》第191条（洗钱罪）；　　l《反洗钱法》（2024年修订草案首次审议）；　　l《洗钱解释》（法释[2024]10号）；　　l《关于办理非法支付结算业务的解释》（法释[2019]1号）。　　06　　实务启示——刑辩策略体系化建议　　1.主观要件突破：构建"认知阻断"证据链（行业特性、交易习惯、认知能力）；　　2.行为性质切割：通过资金流程图解区分上游犯罪与洗钱行为；　　3.数额精准抗辩：引入专家证人；　　4.程序合规审查：重点突破电子数据、跨境证据的取证合法性；　　5.立法目的解释：强调洗钱罪打击的是系统性金融破坏，非普通赃物处置。　　本文作者

2025-06-04

洛太普法｜从案例到规则：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类型化审判全流程拆解

　　类型化审判作为司法实践的重要方法论，为律师破解类案难题提供了全新视角。与传统“非黑即白”的抽象概念划分不同，类型化思维以“核心特征+变量要素”的动态模式解构案件，既能锁定行为本质（如违法性、主观故意），又兼容个案差异（如手段、动机）。对律师而言，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案件坐标系（快速匹配法律规范）、预判裁判尺度（锚定类案量刑规律）及突破机械司法（精准论证罪名适配性）。这一思维模式要求律师在把握法律内核（如罪刑法定）的同时，保持对新型案件变种的敏锐度，通过“固定核心、弹性边界”的辩证思维，在类案迷局中开辟精准法律服务路径。掌握类型化审判方法，将成为律师提升专业竞争力的关键突破点。　　01　　帮信罪立法沿革与司法现状　　（一）立法演变　　1.1997年《刑法》　　l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286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首次确立网络犯罪基础框架。　　l立法背景：应对计算机技术普及初期的系统安全威胁（参考《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精选》）。　　2.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　　l新增第285条第2款（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第3款（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l修订意义：打击“黑客工具”产业链（高法《刑事审判参考》第852号案例解读）。　　3.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　　l增设第287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确“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刑事责任。　　l立法说明：全链条打击网络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说明》）。　　4.配套法律体系　　l《网络安全法》第27条：禁止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　　l《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25条：细化支付结算类帮助行为的法律责任。　　（二）司法现状　　1.案件数量　　l高检2021年工作报告：全年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13万人，案件量同比上升21.5%，位列刑事案件第三（前两位为危险驾驶罪、盗窃罪）。　　2.被告人特征　　l年轻化：18-30岁占比72%（高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　　l职业分布：在校学生、自由职业者占比较高，部分涉案人员因兼职“办卡”“养号”误入歧途（参考“断卡”行动典型案例通报）。　　3.争议焦点　　l罪名竞合：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诈骗罪共犯的界限（如“两高一部”《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　　l证据标准：被帮助对象未到案时，如何通过资金流水、聊天记录等间接证据定罪（高法指导案例第145号）。　　02　　帮信罪构成要件深度解析　　（一）主体要件　　1.一般主体　　l自然人：年满16周岁（《刑法》第17条）。　　l单位犯罪：对单位判处罚金，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责任（《刑法》第287条之二第2款）。　　2.特殊出罪规则　　l《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6〕32号）第（五）项：　　¡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初犯且认罪悔罪的，可依法从宽处理；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如仅提供单张银行卡且未获利）。　　（二）客体要件　　1.双重法益结构　　l主要客体：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刑法》第287条之二的立法目的）。　　l次要客体：公民人身、财产权益（高法《关于审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　　2.量刑规则　　l从重情节：同时造成他人重伤、死亡或重大财产损失（参考《刑事审判参考》第1381号案例）。　　（三）主观要件　　1.“明知”认定标准　　l《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号）第11条：　　¡七种推定明知情形（如交易价格/方式明显异常、逃避监管措施、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等）。　　l排除规则：　　¡未提供相反证据的，不得仅以行为人辩解“不知情”推翻推定（高法指导案例第146号）。　　2.与共犯的区分　　l特定罪名共犯：需明知被帮助对象实施的具体犯罪（如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否则仅定帮信罪（《刑事审判参考》第1302号案例）。　　l一般共犯：需双向通谋（如与诈骗团伙约定分成比例），否则不构成共同犯罪（高法《电信网络诈骗意见》第4条）。　　（四）客观要件　　1.行为类型　　l技术支持：包括服务器托管（如“跑分平台”技术维护）、通讯传输（如搭建“GOIP”设备）。　　l支付结算：涵盖银行卡、第三方支付账户、虚拟货币交易（央行《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　　2.“情节严重”认定　　l基础标准（法释〔2019〕15号第12条）：　　¡为3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　　¡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　　l特殊标准：　　¡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死亡、重伤、精神失常（高法《关于审理帮信案件量刑指引（试行）》第8条）。　　03　　类型化裁判规则与案例　　（一）类型一：为电信诈骗提供“手机口”通讯传输　　l争议焦点：定帮信罪、诈骗罪共犯或竞合？　　l典型案例：张某帮信案（（2022）浙0302刑初456号）　　¡行为特征：利用VOIP设备帮助境外诈骗团伙伪装本地号码。　　¡裁判要旨：　　n主观上仅需概括明知他人实施犯罪，不要求知晓具体罪名；　　n客观上符合“通讯传输”要件，定帮信罪而非诈骗罪共犯；　　n涉案通话时长达500小时，属“情节特别严重”，判处有期徒刑2年。　　l裁判规则：　　¡帮助预备行为（非实行行为）定帮信罪。　　¡主观仅为“概括明知”，未参与分赃或形成稳定协作。　　¡情节严重标准参照通讯传输类（如危害后果兜底条款）。　　（二）类型二：发送刷单诈骗信息　　l争议焦点：帮信罪vs.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l典型案例：李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2021）苏0506刑初789号）　　¡争议焦点：帮信罪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竞合。　　¡裁判规则：　　n发送信息系诈骗预备行为，尚未达到“着手”阶段，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n两罪区分关键：行为是否具备“广泛帮助性”（参考《刑事审判参考》第1360号案例）。　　l裁判规则：　　¡信息发送系诈骗预备行为，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两罪区分：行为方式（特定网站/群组设立vs.广泛帮助）、关联行为审查标准（行为犯vs.需被帮助对象着手）。　　（三）类型三：提供银行卡转移赃款　　l争议焦点：帮信罪vs.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l典型案例：王某帮信案（（2023）粤0304刑初123号）　　¡行为模式：提供5张银行卡接收诈骗资金，流水金额300万元。　　¡裁判要点：　　n资金进入一级账户即完成支付结算，定帮信罪；　　n若参与后续转账（如通过人脸识别协助取现），则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高法《“断卡”行动会议纪要》第3条）。　　l裁判规则：　　¡事前/事中帮助（一级卡接收资金）定帮信罪。　　¡事后转移（多级卡刷脸转账）定掩饰、隐瞒罪。　　¡主观明知差异：帮信罪只需知资金非法，掩饰罪需确知系犯罪所得。　　（四）类型四：提供引流微信群　　l争议焦点：帮信罪vs.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l典型案例：周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2022）京0108刑初234号）　　¡裁判逻辑：　　n非法获取并出售微信群二维码，同时触犯帮信罪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n择一重罪，依《刑法》第253条之一判处有期徒刑3年。　　l裁判规则：　　¡想象竞合：一行为侵犯双重法益，从一重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更高）。　　¡法益差异：网络秩序vs.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五）类型五：“黑吃黑”劫取赃款　　l争议焦点：供卡行为与掐卡行为罪数认定。　　l典型案例：赵某抢劫、帮信案（（2021）渝0103刑初567号）　　¡行为事实：先提供银行卡帮信，后以暴力威胁截留赃款20万元。　　¡裁判规则：　　n数罪并罚（帮信罪+抢劫罪），排除牵连关系；　　n截留赃款单独评价，不抵扣退赔金额（高法《关于涉诈资金处置若干问题的批复》）。　　l裁判规则：　　¡数罪并罚（帮信罪+抢劫罪等）。　　¡牵连关系不成立：供卡非掐卡必要手段，二者无类型化关联。　　04　　关联法律法规与典型案例　　（一）核心法律文件　　1.核心法律　　l《刑法》第287条之二（帮信罪）、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2.司法解释　　l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号）。　　l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6〕32号）。　　3.地方指引　　l浙江省高院《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浙高法〔2022〕45号）：细化支付结算金额计算规则。　　l广东省高院《“断卡”行动证据指引》：明确聊天记录、IP地址的取证标准。　　（二）典型案例索引　　1.赵某帮信案（2019高法典型案例）：明确“明知”推定规则。　　2.隆某柒帮信案（2022高法典型案例）：支付结算型帮助的定罪逻辑。　　3.薛某帮信案：涉及通讯传输技术支持的情节严重认定。　　05　　实务操作指引　　1.辩护策略　　l挑战“明知”推定：举证证明行为人存在认知障碍（如文化程度低）或交易合理性（如市场价格波动）。　　l量刑协商：对初犯、偶犯且退赃退赔的，争取适用缓刑（参考（2023）沪0104刑初89号判决）。　　2.合规建议　　l企业风控：建立网络服务审核机制（如《网络安全法》第21条要求的日志留存制度）。　　l个人防范：警惕“兼职办卡”“代购虚拟货币”等高风险行为（公安部《防范帮信罪宣传手册》）。　　本文作者

2025-06-03

洛太普法｜婚内遇上家暴，该如何选择？

　　案情介绍　　王某与张某于2021年7月经人介绍相识，2021年9月22日到民政局登记结婚。因双方均系二婚，婚前彼此了解甚少，婚后张某又不愿外出工作，两人争吵不断，并未建立起夫妻感情。婚后不久王某便发现怀孕，张某不仅从未关心过王某，还多次无故对王某施暴。王某念及婚姻不易，屡屡忍让，但却没有换来张某的悔悟，反而变本加厉，在王某怀孕六个月时，张某又一次将屋门反锁后，无故对王某进行殴打，造成王某颅脑损伤，头皮、面部、颈部严重挫伤、血流不止，王某亲属、张某朋友及民警等到场后对张某进行劝说，张某仍不同意开门，后开锁人员将门锁打开才将王某救出，紧接着张某又对其朋友、开锁人员进行殴打。更让王某寒心的是，在住院治疗期间，张某及其家人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也没有打过一通电话，没有道歉更没有安慰和关心，王某再也无法忍受随时遭受毒打，每天提心吊胆生活的日子，后下定决心坚决要离婚，也已搬回娘家居住。根据法律规定，王某认为双方之间夫妻感情已经彻底破裂且绝无和好可能，并且连自己和胎儿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故王某找到律师，咨询离婚及财产分割等相关问题，以保障自己的权益。　　法律规定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第一千零八十二条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是，女方提出离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除外。　　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对夫或者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　　（二）与他人同居；　　（三）实施家庭暴力；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律师解析　　本案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离婚案件，首先能一次起诉就判决离婚，不仅可以看出案件客观情况的严峻性、恶劣性和危险性，也可以说明作为法官有敢于判决的精神，毕竟在我们代理的多个离婚案件中，很少有起诉一次就判离的情形。　　其次，对于案件中涉及的“家暴”“夫妻共同财产与婚前个人财产的界定”“支付离婚损害赔偿金”等事实，都能够很好地结合证据来予以认定，有效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此外，在办理过程中因胎儿还未出生的原因，无法在本案中主张抚养权和抚养费的问题，因而在本案二审结束待孩子出生后，才又向法院起诉要求孩子的抚养权和抚养费，但因诉讼主体不一致，法院不予立案，导致后续的问题又分成了两个案件予以处理，终我方当事人取得孩子的抚养权，由男方支付抚养费以及生孩子期间产生费用的一半金额。　　通过这系列案件的办理，也为广大群众提个醒：　　1、要擦亮眼睛，及时远离家暴。　　2、如遇到家暴，应保护自身安全，及时报警，收集证据。　　3、要及时向身边的亲人朋友求助，必要时可以咨询律师解答疑惑。　　4、收集证据不局限于当事人的陈述、悔过书，具体需要的证据可以有：　　①出警记录、告诫书、人身安全保护令等；　　②遭受家庭暴力的诊断或验伤证明、伤情鉴定书；　　③人民法院作出的构成虐待、遗弃罪或其他家庭暴力犯罪的刑事判决书；　　④证明对方过错行为或事实的照片、录音录像；　　⑤司法、行政、执法机关的相关记录等。　　本文作者

2025-06-03

洛太普法｜彩礼应当怎么返还？

　　2025年办理的案件中，婚约财产纠纷的案件明显呈上升趋势，在婚嫁过程中，彩礼的传统习俗一直延续，只是因为地域的差异在数额上有所不同。更有甚者近年来在我国不少地区结婚彩礼数额明显逐步攀高，已经异化为金钱攀比甚至谋财手段，由彩礼返还问题引发更多社会矛盾。　　我国素有彩礼风俗，是指结婚前男方送给女方的钱物。现在彩礼的也是名目众多，从彩礼、见面礼、端饭、认亲等等动辄都是数万元的红包，给男方也造成了重大的经济负担。很多家庭倾其所有甚至举债而给付彩礼，对于彩礼纠纷中涉及的共性问题作以下梳理：　　01　　彩礼与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是否有区别？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　　这条是彩礼范围的规定，强调彩礼的认定要综合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等事实，而非仅凭某一因素片面认定。在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或礼金，典型的如情人节送束玫瑰，女方生日送个生日蛋糕等，此处有两个要素，一是特殊时点，二是价值不大；为表达或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如女方生日时共享烛光晚宴所支出费用就应排除为彩礼范围；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这里强调的是价值不大，比如日常送个价值百来块或者几十块的小礼物，以当前的消费水平和当事人意愿推断，也不应当属于彩礼。　　02　　涉彩礼纠纷中，父母能否作为诉讼当事人？　　婚约财产纠纷中，婚约一方及其实际给付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婚约另一方及其实际接收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被告。　　彩礼返还纠纷中对于诉讼主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是在婚约财产纠纷中，这种情况多是双方因各种原因而终未能缔结婚姻，而按照传统习俗，在订婚等前期准备阶段，男女双方父母均有参与到给付或者接收彩礼中来甚至有时占据主导地位，若仅允许男女双方参加诉讼，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故规定实际给付彩礼的父母可作为共同原告，而实际接收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被告一起参加诉讼。　　03　　“闪离”后高额彩礼是否应当返还？　　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人民法院认定彩礼数额是否过高，应当综合考虑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　　虽结婚登记但是考虑到共同生活的时间如果很短，对收受的高额彩礼分文不退的话也显失公平，故规定由法院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彩礼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04　　共同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是否返还彩礼？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故本条针对同居关系中男方要求返还彩礼的请求，也授予人民法院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05　　彩礼返还比例如何确定？　　彩礼返还比例目前全国并没有统一的比例确定，各个省市在司法判决实务中也不一。返还的比例根据不同情况以及各种因素也都有所区别如男方存在过错，法院会根据过错程度减少返还比例，从10%到50%不等；又如根据共同生活时间长短确定返还比例。所以彩礼返还比例主要考量彩礼的各付时间、实际使用情况、共同生活时间、孕育情况、双方未结婚或离婚的过错、当地习俗、当事人的意见等多种因素来进行确定。　　本文作者

2025-05-29

洛太普法｜离婚，双方争抢孩子或双方都不要孩子，孩子抚养权该归谁？

　　接到几起咨询，均是不涉及财产问题或财产分割能达成一致，双方均同意离婚，唯一有争议的就是孩子抚养权问题，双方都想要孩子，孩子的抚养权到底该归谁呢？下面分析一下离婚案件判断抚养权归属的法律要点。　　01　　孩子不满两周岁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一)第四十四条规定，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但母亲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可随父亲生活：　　（1）母亲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的；　　（2）母亲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而父亲要求子女随其生活的；　　（3）因其他原因，子女确不宜随母方生活的，如母亲的经济能力及生活环境对抚养子女明显不利的，或母亲的品行不端不利于子女成长的（此种情况实践中较难举证），或因违法犯罪被判服刑不可能抚养子女的等等。　　此外，如果父母双方协议不满两周岁子女由父亲直接抚养，并对子女健康成长无不利影响的，人民法院也应予支持。　　02　　孩子已满两周岁的，且不满八周岁的　　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一)第四十六条，对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予优先考虑：　　（1）已做绝育手术或者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　　（2）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　　（3）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　　（4）子女随其生活，对子女成长有利，而另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或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不宜与子女共同生活。　　从理论上来说，是哪一方可以提供更有利于孩子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就归哪一方。　　二到八岁的孩子，法院依据有利于孩子原则，主要考虑父母哪方能够带好孩子。　　比如孩子的家庭作业经常是谁签字，家长会经常谁去开，课外辅导班缴费签字等等，这些都是法院判抚养权的参考因素。　　03　　孩子已满八周岁的，即已满八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孩子，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随祖父母、外祖父母生活多年，可以作为父或母抚养子女的优先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一)第四十七条规定，如果父母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相同，双方均要求直接抚养子女，但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且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的，可以作为父或者母直接抚养子女的优先条件予以考虑。　　04　　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父母双方协议轮流直接抚养子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05　　如果父母一方经常有暴力、酗酒等不良行为，法院就会优先考虑另一方　　一方有婚内“出轨”过错行为的，一般不影响孩子抚养权的认定。　　06　　在父母双方都不愿意直接抚养孩子的情况下，法院依据有利于孩子原则，判决由一方直接抚养孩子，另一方支付扶养费，也可能会因孩子抚养权问题未得到妥善处理而判决不准双方离婚。　　本文作者

2025-05-21

洛太普法｜从胖都来事件解构商标法理本质

　　魏晋李康《运命论》有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李康的宿命论在河南零售巨头胖东来的发展轨迹中得到了现代注解。2025年开春，“柴怼怼”直播风波尚未平息，“胖都来”碰瓷事件又横空出世，让这家区域零售标杆企业再度陷入舆论漩涡，不免让人唏嘘，果然是：人怕出名猪怕壮！　　虽然“胖都来”事件在网络发酵几天后风头已过，网络上各路人马对这件事的评论从商道、法律、政治等方方面面都有诸多讨论，可谓是面面俱到，今日重拾该话题也不免有拾人牙慧之嫌，但作为一名知产律师，总想说上两句，索性，就在事件已经归于平寂之时再来说上一两句。　　有不少朋友在“胖都来”事件发生之初就问过我，这算不算侵权，我索性把知乎大神们的评论转发了几篇给他，当然，知乎意见也不一致，有认认真真分析法律关系的，有纯粹情绪输出的，也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所谓兼听则明，各种言论也都挑选一二发给了朋友。当律师久了，反而更愿意分析法条，而不太愿意公开分析事件，毕竟事件的结果不以律师的意见为准，也就不太想给出结论性意见。今天，想从“商标的本质”浅谈一下“胖都来”事件。　　讨论“胖都来”事件之前，必须弄清楚一件事——什么是商标？从法律概念上讲，商标的定义其实很简单，就是用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元素构成的标志。商标的核心价值体现为其核心价值体现为两大法律特性：识别性与排他性。　　商标的“识别性”堪称商标的“商业基因”，要求标志具备显著特征并建立稳定对应关系。正如公民身份证件具有唯一识别功能，注册商标通过持续使用积累商誉，形成消费者认知中的“品牌DNA”。这种识别机制的建立，决定了商标审查中的"显著性"要件与侵权判定的"混淆可能性"原则。因此，商标的注册要求必须具有“显著性”，商标侵权认定的基本原则也是“混淆原则”这都是商标的识别性基本属性下的自然延伸。如果对商标的意义还没有明确的认知，试想一下，如果有一个人的身份证与另一个人的身份证无论是照片、名字、民族、出生年月、籍贯、身份证号都非常相似，就像是一对同卵双胞胎，当二者不同时出现时，一般人难以有效区分的情况下，对于不知细情的人而言很容易将“李鬼”当作“李逵”。如果“李鬼”秉持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高尚品德行事，那社会的良好评价自然也会给予“李逵”，但“李鬼”如果没有这么高的道德品质，甚至无恶不作，那“李逵”也将面临道德谴责。对任何人而言，这种事情的后果具有极大的不可控性，任谁都不可能允许“李鬼”式人物的存在。　　这也就催生出商标的另一个核心功能——排他性。排他性则是识别性衍生的法律保障。当“李逵”与“李鬼”在商业世界狭路相逢，法理逻辑要求排除混淆可能。这并非单纯保护在先权利人，更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必要选择——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在“American Waltham Watch案”中所言：“法律的任务是阻止搭便车者，即使他们尚未造成实际损失”。既然已经有一个“李逵”了，无论从道德风险、法律风险还是社会治理成本等各个角度，都不应该再允许另一个“李鬼”的存在，也就赋予了“李逵”对“李鬼”的排斥权利。　　回到商标本身，商标作为企业的一张身份证，自然承载着企业的商誉和质量承诺，是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商标价值论者常援引可口可乐案例佐证：其品牌估值超700亿美元，恰是商标资产的较佳注脚。正如流传甚广的关于可口可乐的一段话：“即使全世界的可口可乐工厂都被一夜之间烧毁，凭借可口可乐这个商标也可以在第二天让所有工厂得以重新建立，我也可以凭可口可乐商标，几个月重新获得投资，东山再起。”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这种商业价值也催生了寄生性经营策略。也正是商标所带来的巨大价值，也给别有用心的人带来了另外的思考，既然能乘东风，为何还要自己摇橹呢！模仿永远比自己从头走一遍要容易得多，也有利得多。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对资本逐利性的经典论述，在商标领域体现为“搭便车”行为的顽固性。这也是商标混淆、商标侵权甚至假冒商标层出不穷，难以遏制的根本原因。　　前国家知识产权局某负责人的感慨发人深省："商标注册制度本为确权而生，却被异化为混淆工具"。“胖都来”针对网友质疑该名称碰瓷“胖东来”时回应称：“胖都来”是因为“胖”寓意丰盈、富足，“都”取自其姓氏，而“来”则寓意顾客盈门。但是这样的解释在商标近似性判断中实属薄弱辩解。我国司法实践确立的“音形义综合判断”标准，更注重整体认知效果而非机械拆分。　　很多网友希望“胖都来”事件后这种碰瓷的事情能少发生一点，我对此倒不那么乐观，正如那句调侃：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必有纷争。想要杜绝“胖都来”这种碰瓷行为，以现有的社会机制绝无可能。商标保护需要贯穿“注册—使用—监控—维权”全生命周期，结合法律手段、技术工具和商业策略，形成动态管理体系。这本就是一场异常艰难的防守战，面对层出不穷的混淆行为，防守一方往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建立防守护城河。　　商标江湖的纷争永不会停歇，“胖都来”事件不过是商海浮沉中的一朵浪花。当我们站在法理与现实的交叉路口，既要清醒认知商标保护的本质是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持久战，也要看到法律并非万能解药。真正有效的品牌护城河，需要法律利剑、企业智慧和消费者觉醒的三重构建——既要有注册时的“风物长宜放眼量”战略眼光，又要有维权时的“虽千万人吾往矣”果断坚毅，更需培养市场对商标价值的敬畏之心。正如《商君书》所言：“法者，国之权衡也”，在商标保护的漫漫长路上，唯有让法律制度的精密齿轮与企业发展的创新引擎深度咬合，方能让每个“胖东来”们不必困于“李鬼”之扰，真正实现“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品牌价值坚守。　　本文作者

2025-05-20

洛太普法｜死亡赔偿金、抚恤金等如何分配？

　　案情简介　　赵先生与前妻育有一子小赵，现已成年。赵先生于一年前与李女士领取结婚证书，但领取结婚证仅1年，赵先生在工作中意外身亡，用人单位向小赵支付了赔偿金130万元。关于用人单位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30万元如何分割，小赵和李女士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后李女士将小赵诉至法院，要求分得赔偿金的70%。　　法律分析　　首先，死亡赔偿金、抚恤金并不属于遗产。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遗产具有特定的时间性，即以公民死亡时所有的财产为限。而死亡赔偿金、抚恤金等是基于死者死亡而对死者近亲属所支付的赔偿，死者死亡之后方产生，不符合遗产应为生前取得的特点，并不属于遗产。　　其次，实务中，因遗产继承引起的纠纷案由为继承纠纷，而针对死亡赔偿金、抚恤金等分割问题的案由为共有物分割纠纷。若公民死亡后，继承人诉请中要求分割的财产既包括遗产，也包括死亡赔偿金等共有物，部分法院在立案时会要求分为两个案件处理，也有部分法院可在同一案件中一并处理。　　再次，关于死亡赔偿金、抚恤金，可以参照遗产进行分割。即，赔偿权利人主要是死者的近亲属，如配偶、父母、子女。　　由于死亡抚恤金是给予与死者具有密切关系的亲属的精神性抚慰和物质性帮助。因此，死亡抚恤金的分配既需要考虑权利人与死者之间的亲疏远近和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维护近亲属之间的亲情关系，又需要考虑权利人对死者经济依赖程度、生活状况的因素，保护弱者权益。　　在此之外，在死亡抚恤金的分配上还需照顾尽主要赡养义务或者存在扶养、抚养关系的人。对死者尽到更多赡养义务或者存在扶养、抚养关系的人，应当适当多分，对死者不尽或少尽赡养义务的，可以少分甚至不分。　　以案析法　　本案中，赵先生与李女士领取结婚证仅一年时间，且据小赵提供的证据显示，赵先生和李女士共同生活仅两个月，双方并未建立深厚的夫妻感情，在情感亲密度方面远不及赵先生与小赵的父子情。故，赵先生的去世，对小赵的精神打击远远大于李女士。故，小赵认为，该130万元应由自己分得多数。　　调解结案　　在法院调解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小赵向李女士支付50万元，且李女士放弃对赵先生遗产的继承权。　　本文作者

2025-05-09

洛太普法｜商标侵权案件中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

　　基本案情　　2022年6月，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发现某化妆品店销售有蓝月亮牌的洗衣液。但认为该化妆品店销售的是假冒蓝月亮牌的洗衣液，该行为侵犯了其公司的商标权益，损害了其品牌商誉。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该化妆品店停止销售侵害其公司第7613055号“蓝月亮”商标权的商品，并要求该化妆品店赔偿其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支出费用共计15000元。　　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系第7613055号“蓝月亮”注册商标的商标权人。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的商标尚在有效期内。核定使用商品第3类：肥皂；洗衣液；浴液；抑菌洗手液；洗涤剂；洗衣剂等。　　法院审理　　（一）侵权判定　　经审理，法院认为某化妆品店销售的被控侵权产品上所使用的“蓝月亮”标识，与涉案注册商标完全相同。这极易导致普通消费者对产品来源产生混淆，或使消费者误以为该产品与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的正品存在特定关联。因此，法院明确认定被控侵权产品属于侵犯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二）责任认定与赔偿裁量　　在赔偿责任判定方面，虽然某化妆品店的销售行为构成侵权，但该店能够证明自己不知道所售商品侵犯了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的商标权，且提供了充分证据证实涉案产品具有合法来源。基于此，法院判决该化妆品店无需承担经济损失赔偿责任。　　不过，考虑到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在维权过程中确实产生了取证费用、律师代理等合理支出，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定某化妆品店向原告支付1000元作为维权合理费用。　　律师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为商标侵权案件中的销售者提供了合法来源抗辩的法律依据。　　在司法实践中，合法来源抗辩的成立需同时满足主观和客观两大要件：　　客观要件：销售者必须能够证明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这包括通过合法的销售渠道、通常的买卖合同等正常商业方式取得产品。销售者需要提供符合交易习惯的相关证据，如进货合同、进货发票、供货单位的合法签章文件等，以证明其产品的合法取得。　　主观要件：销售者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即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销售的产品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如果销售者能够证明其销售行为符合合法、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且所售产品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通常可以推定其不存在主观过错。　　结合本案，某化妆品店提交了营业执照、销售单、支付凭证以及完整的聊天记录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充分证明涉案产品来源合法。基于这些证据，法院合理推定该店不知道销售的商品存在侵权问题，认定其符合合法来源抗辩的主、客观要件，终作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　　律师提醒　　合法来源抗辩制度旨在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善意销售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既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交易安全和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对于销售者而言，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务必妥善保存聊天记录、交易凭证、通话录音等各类相关证据。只有这样，在面临商标侵权纠纷时，才有可能通过合法来源抗辩，免除自身的侵权赔偿责任，有效降低经营风险。　　本文作者

2025-05-08

洛太普法｜虚假诉讼罪的法律构成

　　虚假诉讼罪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名，概念是“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2018年10月1日实施的《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2018解释》）和2021年3月10日实施的《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下文简称《2021》意见）两个司法解释的出台，对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进行了限定。将虚假诉讼罪限定为“无中生有型”，司法实践中需要正确理解本罪中“无中生有”的内涵，充分运用刑事手段有效惩治各类虚假诉讼犯罪，既不能不当限缩规制对象，也不可盲目扩大打击范围。　　《2018解释》中对于“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进行了列举式限定，在第一条第一项中，列举了七项，并且在第二款中规定：“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　　所以，虚假诉讼的行为主要是“捏造”，捏造的含义是“假造事实”、“凭空编造”，有“无中生有”之意。“捏造的事实”，是指凭空编造的不存在的事实。虚假诉讼的本质在于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手段非法侵害他人财物并且妨害司法秩序。　　从文义上理解，“捏造”一般是指无中生有、凭空虚构，完全没有依据、仅靠自己的主观想像臆造事物，与“杜撰”“虚构”等属于同义词。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出发，虚假诉讼犯罪行为原则上应当限定为使民事法律关系从无到有的情形。另外，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关于诬告陷害罪的规定、第二百四十六条关于诽谤罪的规定等多个条文均使用了“捏造”一词，理论和实践中均认为，上述刑法条文中的“捏造”均是指无中生有、凭空虚构特定事实。根据体系解释原则，除有特殊理由外，不同刑法条文中的同一词语的含义应当尽量保持一致，因此，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也应限定为无中生有、凭空虚构。对既有民事法律关系进行部分篡改的行为，不应认定为虚假诉讼罪。（摘自周峰、李加玺，《虚假诉讼罪具体适用中的两个问题》，摘自《人民法院报》2019年09月12日（第六版））　　如果民事纠纷客观存在，行为人对具体数额、期限等事实作夸大、隐瞒或虚假陈述的，不属于这里的“捏造”。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是指通过伪造书证、物证、恶意串通、指使证人作假证言等手段，以凭空捏造的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为基础，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作出裁判。（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释解与适用》，雷建斌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278-279页。　　《2018解释》第二款是在第一款列举了“捏造”的其中情形之后，明确了“隐瞒”的行为可能被评价为“捏造”，但是必须注意一个关键的词语“全部清偿”，也就是说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才可能以“捏造”行为，假如隐瞒的是“部分清偿”的事实，不能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举例说明：债务为100万，归还其中50万，债权人起诉要求归还100万，并不属于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假如债务为100万，已经归还100万，仍然起诉要求归还100万，则可以被评价为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　　关于“部分篡改型”行为的定性问题，2020年1月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浙高法【2020】3号通知《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有关问题的解答》中的解答如下：　　对“部分篡改型”行为应如何处罚？　　从司法解释规定看，对于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属于“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即“无中生有”型行为以虚假诉讼罪追究刑事责任是明确的。但对于隐瞒债务已经部分清偿的事实，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即“部分篡改型”行为是否属于“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进而追究行为人虚假诉讼的刑事责任，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的角度看，“部分篡改型”行为不构成虚假诉讼罪，当该行为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时，可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部分篡改型”行为一般不构成诈骗罪。但在“套路贷”过程中，通过隐瞒部分债务已经偿还的事实，或者虚构部分事实、篡改证据部分内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他人履行虚高债务的，因其行为特征从整体上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可以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即，“部分篡改”型行为不属于“无中生有”型行为，并非“隐瞒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不能按照虚假诉讼定罪。并且在认定构成其他犯罪时，也应当满足“非法占有为目的”和“虚高债务”、“篡改部分证据内容”等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形。　　“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是虚假诉讼罪对于危害结果的要求，如果没有造成“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危害后果，也不应当追究虚假诉讼的刑事责任。　　本文作者

2025-05-07

洛太普法｜消费者食品标识维权指南

　　01　　食品标识的法定内容　　根据《食品安全法》和《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食品标识是指在预包装食品标签、说明书和散装食品容器、外包装上，向消费者展示食品及其生产经营者相关信息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以及其他说明。必须包含以下信息：　　1.食品名称（需反映真实属性，不含误导性词汇）。　　2.配料表（按添加量降序排列，含过敏原提示）。　　3.净含量与规格（如“500克”）。　　4.生产日期、保质期（不可篡改或模糊）。　　5.生产许可证编号（如“SC”开头的编号）。　　6.生产厂商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　　7.营养成分表（强制标注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等）。　　8.储存条件（如“常温避光保存”）。　　9.产品标准代号（如GB/T 18186为酱油国标）。　　10.特殊标识（如“有机食品”“无糖”“低脂”需符合认证标准）。　　核心要求：食品标签必须真实、清晰，不得含有虚假、夸大或误导性内容（如虚假功效宣称）。必须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成分表、生产者信息等法定内容。禁止标注“预防/治疗疾病”等医疗宣称（如“降血糖”“抗癌”）。特殊食品：保健食品需标注“蓝帽子”标志及“本品不能代替药物”警示语。　　02　　食品标识维权的具体场景　　1.发现过期或篡改日期的食品　　操作：检查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是否清晰、无涂改。若购买到过期食品：　　保留证据：拍照、保留购物小票。　　维权途径：要求商家退换，或向市场监管部门（12315）投诉，可主张10倍赔偿（不足1000元按1000元计算）。　　2.配料表与实际成分不符　　案例：标注“无蔗糖”但含果葡糖浆，或未标注过敏原（如花生）。　　维权依据：《食品安全法》规定标签虚假可索赔，较高可要求损失3倍赔偿。　　操作：送检食品并对比标签，向消协或法院起诉。　　3.虚假宣传或夸大功能　　识别：如普通食品宣传“降血压”“抗癌”等疗效（仅保健食品可声称特定功能）。　　维权：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商家可能面临罚款并赔偿消费者。　　4.进口食品无中文标签　　法规：进口食品必须贴中文标签，注明原产国、境内代理商信息。　　处理：购买无中文标签的进口食品可要求退货，并向海关或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5.营养成分表造假　　示例：标注“低脂”但脂肪含量超标，或“高钙”未达标准。　　维权：保留包装送检，若检测结果不符，可要求商家赔偿并下架产品。　　03　　维权步骤指南　　1.保存证据：拍照或录像记录问题食品及标识。保留购物小票、支付记录、问题食品实物。　　2.与商家协商：直接要求退换或赔偿（法律支持“退一赔十”）。　　3.投诉举报：拨打12315、12345热线，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在线提交证据。涉及食品安全问题可联系当地食药监部门。　　4.法律诉讼：若协商无果，可向法院起诉，主张赔偿（需提供证据链）。　　04　　特殊注意事项　　有机/绿色食品：检查是否有认证标志（如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识），并通过认证机构官网核验真伪。　　临期食品：商家需明确提示“临期”，若未提示且已过期，可索赔。　　分装食品：标签需注明分装企业信息及分装日期，否则视为违规。　　通过以上方法，消费者可有效利用食品标识保护自身健康与合法权益，同时推动市场规范。遇到问题时，及时行动并善用法律工具是关键。　　本文作者

2025-04-29